“直接侵权人很难确定。”南京环境资源法庭副庭长姜立表示，比如公众熟知的加拿大一枝黄花、鳄雀鳝等，能看到其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，但很难追溯确定最初是由谁放生或引入。找不到直接行为人，便很难形成诉讼。

徐某非法放生之所以能立案，是因为其在放生时被群众发现并报警，且违法事实清晰、证据充分。甘肃政法大学教授冯嘉则认为，解决非法放生问题，公益诉讼并不是首要途径。例如，新修订的第五十九条规定，将从境外引进的野生动物放生、丢弃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捕回，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；逾期不捕回的，由有关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代为捕回或者采取降低影响的措施，所需费用由被责令限期捕回者承担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“对于此类事件，我国已有相应的行政处理规范，由行政部门去制止、捕回和处罚。”鉴于很多非法放生事件的放生规模和造成的影响并不大，行政部门可以处理，司法介入的必要性不高。那么，放生达到什么样的规模、产生什么程度的危害，司***介入？冯嘉表示，目前没有具体标准，在解决此类问题上，司法的作用主要是请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，还是要依据对生态环境损害程度的评估，由司法机关进行衡量。

“通过此案可以看到，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案件类型越来越多样化、精细化，这是一个新的趋势，也将会对接下来各地处理此类案件提供参考借鉴作用。”冯嘉说。

对于放生，公众认知程度如何？姜立表示，公众可能对加拿大一枝黄花、福寿螺等外来入侵物种有清晰认知，但是我国地大物博，究竟哪些是外来入侵物种，即便是专家也可能认不全。“要求公众去认全这些物种，我认为没有必要。我们要做的是让公众意识到放生不是一种随意的行为，意识到其可能造成的后果。”

“案例是普法非常有效的途径，这也是此案想要达到的核心目的，一是维护生物安全，修复此次生态环境损害；二是对公众起到有效的警示作用。”姜立说。